早些时候在本网开启了哈佛大学的《创造公共价值》课程翻译,但是,只是翻译而已。这门课程与之前的《公共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则为开展公共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实践基础。
我们常见到的问题是:有些人很想做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于是,大好大光阴在社交平台上浪费掉了。我介绍的这两门课都是以公共活动为目标的,但这并非指某个人独自就可以知道未来做什么会是最好。 而如果一个群体要制定好的战略,当然需要团队,但团队的成员只有都懂得所要从事的公共活动需要什么知识作为基础,这样的团队才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公共活动项目。 总体来说,《公共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告诉大家应该走哪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要走到终点需要有些什么目标和步骤,然而,这门课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这个目标是什么,而且,这门课的一个特点是,它所谈的公共活动是已经上了规模的活动,如何去组织和动员,因此,对于尚未起步的、或刚刚起步尚不知如何进展下去的公共活动,则需要有另外的知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一些成功的公共活动总是起源于无形之中的现象,而待到我们看到一些轰轰烈烈的运动时,它们就已经到了结尾了。 因此,《创造公共价值》将帮助你计划、开展一个尚未开始的项目。从商业角度看,它就像是创业,创业之艰难所有人都知道,这也是创业者极少的原因。而对于公共活动来说,其难度比个人创业还要高。因此,我一直非常努力地推广这门课程,因为,没有这门课程,你的思路很难打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团队,但是却没有团队能够很明确地知道和计划团队未来所要推进的公共活动。 希望这门课对于所有期待尽快为自己团队找到方向并发起自己的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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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使用中文输入法十之八九可能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和你所输入的全部内容。从文中看,谷歌的Gboard键盘比较好,下面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刚刚刊登的研究论文的中文摘要,其中说,九个输入法中的八个都不安全,令我惊讶的是,华为手机的输入法居然还是安全的。但不管怎么说,请自己查看以下的详细内容: 我记得一次和朋友介绍1989年的学生运动,朋友很惊讶地问,原来北京的学运领袖们不是管全国运动的中央型机构啊?我说,是的,各地的学校都有自己的组织。这就是依靠文字去理解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距离。
关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我的印象中,一旦说启蒙运动完成,那肯定是指人们可以体验到整个社会在启蒙运动完成后可见的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实际上,这是机械化的理解。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机械化理解,是因为学习了一门关于卢梭的哲学思想的课,该课讲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其中说,英国在18世纪已经完成了启蒙运动而法国则刚刚兴起。于是,我当时就在脑海中勾勒出了英国完成了启蒙运动的状况:全社会都认同了新的价值,即,在新的自由主义影响之下产生了被全社会所认同的个人主义、个性独立、尊重个人隐私等等。这是指当代学术界认定英国自1689年率先带领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因此,根据教授的讲解,18世纪中叶,当法国开启启蒙运动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启蒙运动。 然而,如果你阅读《傲慢与偏见》(1812年出版)或《简爱》(1840年左右出版),你会发现作者们笔下的现代英国社会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按道理说,19世纪的英国已经是现代社会进入第二个世纪的时候了,但实际上,普通人的生活却仍然以传统文化为主,这些小说所谈的是极少数的受教育较好的女性懂得追求人格和精神上的独立,但她们所处的当时的社会却仍然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看似牢不可破的样子,这可以从作者描述当时的家庭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上看出来。举个例子,人们可以很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去谈论他人,包括其收入、财产和家庭背景等等,并且,他们以此为乐,根本不会认为谈论这些会伤害他人的隐私。 若是放到今天的社会,人们不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符合社会交往原则的,或者用通俗的话说,当时的英国贵族社会的人并不具备今天人们口中所说的“贵族气质”。当然,我不是要说当时的英国贵族怎么样,而是希望告诉各位读者,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总结性的文字或者定性的文字时,我们总是通过自己的想象去补充细节,但这些想象是没有根据的,多数时候,与事实会大相径庭。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当今中文圈中的众多人在对西方社会没有真实了解的时候(包括人在西方但与当地文化没有接触的人)容易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平台的介绍、书籍等的信息传播渠道形成一些机械的想象,而基于这些想象的许多结论都是不对的,但其本人总是很固执地相信自己的结论非常有理,因此,拒绝与任何其他观点的人交流,甚至会为此而大吵大闹。 对此,我想到了一个案例,这是我所介绍的哈佛大学课程中的一个案例,它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女性在落户到一个农村地区后,为了帮助单亲母亲们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作出的努力和很多的牺牲的故事。该案例原本不是为了介绍故事本身,但是,这个故事能够让人窥探到为什么农村地区会在文化上偏向保守,以及那些“坏”女孩遭到排挤,导致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所面对的难以言状的各种排挤、打压以及她们心灵所遭受的伤痛。在此,给出链接,供有兴趣的人了解:https://sulili.net/anli.html 将以上这些是希望告诉各位,要想真的了解知识,道听途说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系统地、认真地学习。很多时候,想做成一件事,其难度之大,往往需要一生去奋斗,而不是在网上随便刮点新闻、发表一点没有出处的“高见”就可以做到的。 以下是ChatGPT根据谷歌自动翻译为英文后的中文译文,供有兴趣的人参考。这里有该文的原文链接 ChatGPT 一年多来,冠状病毒一直引发全球危机。在一项研究中,纳米科学家罗兰·维森丹格教授阐明了病毒的起源。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证据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表明,武汉市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是当前大流行的原因。 该研究进行于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它基于跨学科的科学方法以及广泛使用各种信息来源进行的广泛研究。这包括科学文献、印刷和在线媒体上的文章,以及与国际同行的个人交流。它没有提供高度科学证据,但提供了许多严肃的证据: 与以往的冠状病毒相关流行病(如SARS和MERS)不同,直到今天,即在当前大流行爆发一年多之后,仍未能确定中间宿主动物,这些动物可能会将SARS-CoV-2病原体从蝙蝠传播给人类。因此,作为大流行的可能解释的动物传播理论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SARS-CoV-2病毒能够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得非常好,并渗透进人类细胞。这是通过特殊的细胞受体结合结构域和冠状病毒蛋白质的特殊(蛋白酶)裂解子而实现的。迄今为止,在冠状病毒中还没有发现这两种属性,这表明SARS-CoV-2病原体具有非自然的起源。 蝙蝠并未在武汉市中心的疑似鱼市上出现。然而,在武汉市病毒研究所,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一批蝙蝠病原体,这些病原体来自中国南部省份的偏远洞穴。几乎不可能是蝙蝠从将近2000公里远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来到武汉,以触发该病毒研究所附近的全球大流行。 武汉市病毒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多年来一直在冠状病毒上进行基因操纵,目的是使其对人类更具传染性、危险性和致命性。这在科学文献中得到了许多次发表的证实。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之前,武汉市病毒研究所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安全缺陷,这已经得到了记录。 有大量直接的迹象表明SARS-CoV-2病原体具有实验室起源。据称,武汉市病毒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是第一个感染的人。还有大量迹象表明,SARS-CoV-2病原体早在2019年10月就从武汉市的病毒研究所以及其他地方传播开来。此外,还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在2019年10月上半年对病毒研究所进行了相应的检查。 “当前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不仅主导着当前的头条新闻,而且将在未来多年内让我们忙于应对 - 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和经济影响。数月来,理所当然地处理和应对冠状病毒危机一直是政治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对当前大流行起源问题进行基于科学的批判性研究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基于这种知识,才能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以尽可能地减少未来类似大流行的可能性,”罗兰·维森丹格教授说道。 该研究于2021年1月完成,并首先在科学界分发和讨论。现在,该出版物旨在激发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所谓的“增加功能”研究的伦理方面,这使得病原体对人类更具传染性、危险性和致命性。“这不再只是一小群科学家的事情,而必须紧急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该研究的作者说。 该研究发表于: http://doi.org/10.13140/RG.2.2.31754.80323 该论文作者为了便于世界各国的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将论文作为免费公开下载的文件,本博转登如下: 这是美国之音访问戴雅门中的一部分,我去掉了声音然后做了加速处理,这样方便大家阅读字幕。 这一段是戴雅门对于中国民运人士支持川普的现象的解读,他说他有些朋友就是中国民运人士而且就支持川普,对此,他给出了自己的解读,看下面的字幕: 很多留学生报告自己的行为遭到中共监控,这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在此分享一些经验,但出于安全原因,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不过,这也适合非留学生的其他个人: 实际上留学生分两大类,一大类是公派(当然其中也包括公派自费类型),这类人在留学前均被政府告诫不可这样或必须那样;另一类是自费。以前,我会有印象认为自费的都是达不到公派水平的人,后来才知道,更多的是自费录取不得的人才会走公派路径,因为公派留学对专业水平,尤其是外文水平,要求不高。然而,无论你是公派还是自费,中国政权总是尽一切能力去控制所有留学生。 那么,如何摆脱这种非法的外国政府控制?在此分享一下: 所有新生对于新生活非常期待,而其中总是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即,与同样背景的(中国同学)建立联系。于是,若你看到注册地附近的中国学生迎新活动,那里有热诚接待你的人,有免费的餐点和其他美食,你认为去认识一下其他的同学是挺好的一件事。甚至你在校园必经之路上遇到中国留学生会的宣传报名站,有人主动地与你打招呼…… 这就是你可能被你原来的政权非法控制的第一步!一般公费留学生可能会被要求加入,他们可能会受到政府的警告必须支持留学生组织之类的。但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加入,即使你是公费留学生!原因是:所有的只要不是明确声称独立于中国政权的并不声明反对中国政府的组织,无论是不是大学里还是社会上的各种协会,99%以上你可以推定他们是遭受中国政权控制的,因此,若你希望未来的生活保持独立和自由,则必须远离,绝不可轻易将自己的名字和学生信息分享给他们。 你或许有四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大学生活,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信息透露给不认识的中国人或中国团体,那么,你未来的多年生活都会遭到骚扰都会失去自由,这包括自由言论自由思想等等。 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融入包容所有学生的团体而不是“中国学生学者协会”以及之类名称的团体! 若你加入某个公开声称独立或反专制政权的组织,但是又遭到了政治性的伤害,你应当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你找到律师,要求启动对该组织进行调查,若并非真正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则应当要求该组织注册为“外国政府代理人”身份。 剛聽了一段訪談,是CBC的“思想”訪談節目,這次節目的訪談嘉賓是俄國前國際象棋冠軍,題為:冬天來了,這也是受訪者在2014年普京入侵克里米亞後於2015年發表的同名著作。 嘉賓Garry Kasparov (加里·卡斯帕洛夫),早年是國際象棋界的常勝世界冠軍,後來成為政治活動家,是普京的批評者,2005年起與拉瓦爾尼密切合作,曾參與總統大選的競選,但約十年前因人身安全問題而選擇逃離,此後一直居住在美國。 對於拉瓦爾尼的回國,他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其思想來自於很多人抱持的一個看法,認為俄國的反對派領袖必須回到俄國去。他以自己的生命,最昂貴的代價,告訴了世人,這樣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他認為普京很可能是下令殺拉瓦爾尼的人,其目的很可能是要告訴各專制政權,你想做什麼直接做,沒事,同時,他也很可能希望告訴西方,尤其是拜登,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什麼也不會做! 然而,對於普京,他講了更多。首先,他認為普京2014年軍事佔領克里米亞而西方沒有干涉,這讓普京看到了西方的軟弱,因此,他在《冬天來了》的書中講到,這僅僅是開始!
他說,當獨裁者談論過去的所作所為時,他們的話總是充滿了謊言,但是當獨裁者談論未來的計畫時,句句都是真實意圖的體現。他舉希特勒的例子,說,希特勒發表“我的奮鬥”的時候,是1925年,那時他是一個不知名的人,但他後來的所作所為恰印證了他當時的思想。 西方人現在認為,2007年是普京表現出要佔領烏克蘭的意圖,當時普京與西方政要開會,表態說俄國反對北約的擴張,而北約,或者說整個西方,當時根本沒當一回事。為什麼?他認為,雖然西方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比俄國強大很多,但是,西方的意志已經消磨了,他們不願意打仗,不願意在戰爭中消耗自己的資源,金錢、經濟和人力,相反,他一直希望尋找機會將曾經的蘇聯帝國領土完全恢復,這就意味著戰爭。當他計畫入侵烏克蘭人時,有人提醒說,你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他說,不,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打過了。現在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他自認為雖然弱於西方,但俄國人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都有著恢復蘇聯帝國的期待,因此,願意打仗。而且,俄國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許多俄國人都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是與西方進行戰爭,若輸掉,則俄國將面臨解體的危險。 受訪嘉賓說,普京的野心早就有了,並不是到2007年才有的。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就說,一旦成為克格勃,一輩子都是克格勃,不存在“前克格勃特工”的說法。而且,他還認為,1991年的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的地緣政治上最大的災難。 與此同時,在戰爭的另一方,西方國家,第一年還有一些武器、金錢和其他方面的資源支持烏克蘭,而第二年就開始逐漸冷下去了,現在烏克蘭在消耗戰中一直打敗仗,而全世界都已經聚焦到中東地區了。從輿論上,西方的一些極右派打著保守主義的旗幟,反對支援烏克蘭,而他們也做得非常成功。 因此,他說,雖然互聯網給了人們信息傳播的便利,但即使在西方國家,誤導性信息也總是打敗支持民主與自由的信息(極右派稱之為“建制派”,而不是政府)。更何況,互聯網技術被暴政政權,如中國、俄羅斯等,利用來攻擊西方。這使得民主陣營處於困境之中。 普京佔領克里米亞以及公然迫害俄羅斯支持民主的反對派,但是西方(奧巴馬和默克爾)沒有採取任何干預行動,這讓普京知道了西方的懦弱,因此,他每贏一小步,看看西方沒有反應,他就會再邁進更大一步,直到局勢難以扭轉。實際上,早在2013年,普京就已經嘗試過了這樣的策略:他直接授意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使用化學武器,而西方沒有採取任何軍事干預行動。這成為普京入侵克里米亞的根本原因。 過去的兩年,西方的援助雖然不足其GDP的1%,烏克蘭頂住了,但最終結果如何,仍難以判斷,因為這樣的援助,若川普再次當選,則也會急劇減少,導致烏克蘭徹底失敗,而這必將是整個西方的失敗,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將會徹底改變,接下來,中國和台灣,北韓和南韓,以及中東、南美和非洲國家都會開啟以武力奪取土地的戰爭! ⋯⋯ 以上的整個採訪持續近一小時,我只能列舉一些我印象深刻的內容。 做社会运动的核心是追求变化而不是抗议。很多读者可能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别,其实,差别非常大。
那些追求通过抗议而解决自身问题的抗议者,他们并没有追求对公共社会的运转机制作出改变,其逻辑是:只要我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 对于追求变化的人而言,抗议只是众多的行动选项中的一个,它不是必然的,有时候,为了追求变化,当事人不需要进行抗议。例如,清朝历史上自1841年起,西洋文化的引进从教会、学校、医院开始。这些机构并不会去抗议或者表达反对,他们所做的就是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提供自己组织的服务给所有人。在随后的数十年的时间里,清朝传统的信仰(儒释道)遭到冲击,许多人加入了基督教或天主教,清朝的私塾遭到淘汰,而郎中也逐渐消失。这就是通过非抗议手段实施的社会运动。而这些运动的成功在于它所提供的是与传统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它不去批判传统。 现在有很多人倡导回到传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的想法会得到多少人的支持?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运动受众的问题,而受众若不够,则运动要么不会发生,要么会归于失败。 刚看到星岛日报的一则消息谈到中国著名学者的观点,题为:中國學者秦暉紐約市大演講 談中西思想交流中的「問題誤置」(xingtaousa.com/4798445)。作为读者,我必须作以下评论,不是因为这些学者有多少名望,而是因为他所谈及的观点关系到我所深度关心的领域。 报道指出,中国学者秦晖说,“西方人喜歡把自己面對的問題套在中國身上去討論,卻對中國存在的真正問題視而不見”。对此观点我表示不能同意,现提出以下几点论证: 1. 以理论反对理论 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科学理论,其理论发展遵循共同的科学原则,即,虽然理论虽经盲审合格和大众的认可,但这不表示出版的理论即是正确。不过,如果要批评这些理论,应当采取同样的路径,即针对某一具体理论所提出的具体内容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反对。同样作为学者,你的反对不能笼统地针对所有理论进行,而且作出不具名的反对且缺乏反对理论的阐述,如果有这样的反对,这种反对只能被称作“个人意见”,而不是学术表达,哪怕你是“学者”,你的反对也只是“意见”而已。下面举一个例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约翰·罗尔斯出于发展自由主义的目标而以康德的理论为出发点撰写和出版了《正义论》(英语:A Theory of Justice)。书虽然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而且其理论对美国的司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学者对该理论不服,认为其理论论述不能成立,因为它的结论是通过否定前人理论而使读者不得不认为罗尔斯自己的理论是剩下的理论中唯一可以相信的。这不是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因为对他人理论的否定并不等于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就必然正确。 后来的哲学家的确对他的理论提出了反对。其中一个反对者就是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的反对是以另一本新书的出版实现的。这本书名为《无政府、政府与乌托邦》后来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的重要著作,其主要主张是政府的最小化,以此反对“大政府”模式。如果说罗尔斯的理论影响了美国的司法,诺齐克的理论影响则可以说扩大到了整个西方的政府运作模式,它从英国开始,得到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的跟进。这就是中国异议圈里经常提及和崇拜的撒切尔夫人-里根时代的新政府运作模式,英文名叫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它追求“小政府”模式,其主要做法就是令政府的许多功能“外包”以减少公共支出(即,政府开支),同时倡导政府将民众看作是“客户”,就像商业中的企业一样,其目标是追求减少开支,以减少社会负担,同时以“公仆”形式提供“公共服务”给社会(类似于物超所值的概念)。然而,很多将政府功能私有化(外包)的做法导致很多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出现了系统性的腐败,如私人监狱的出现使得警察故意对私人找茬,将他们送进私人代管的监狱、惩戒学校等。 1990年代中后期,反对声不断从学术界出来,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是来自哈佛大学教授马克·摩尔(Mark H. Moore),他撰写新书《公共价值管理》,反对将公共事业私有化的做法(本网介绍的《创造公共价值》即是基于这一理论的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之一)。他认为公共服务并不能以服务对象为客户,也不能以外包方式追求减少公共开支,因为它损害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的价值信仰,最终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2. 理论的适用性 就像自由主义的诞生一样,其创始人约翰·洛克在撰写该书的时候,是以当时的英国为背景,针对当时英国的状况而写的。由于该理论被更广泛的世界所接受,因此,该理论,虽然本意是针对当时的英国,但它得到了几乎全世界人的认可,这才逐渐在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成为今天的普世性的宪政民主理论的基石。 因此,一个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适合某个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而是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国家,然后创造条件去实现更文明、更安全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过程。拿自由主义来说,没有人去强迫你学习,同时,它意味着没有人会关注你所在的社会如何可以实现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以走向自由社会的状态。 因此,指望自己的国家状况可以由政治文明国家的理论家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述和推进文明的指导是违背现实的。所有的理论家都是针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西方的理论家专门去研究中国,当然,我们更少看到中国的学者专门研究西方。 但是,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其本身并不分国界。其可用与否取决于各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例如,牛顿定律可以很早在西方国家(英国)得到应用,但这不表示它可以同时在其他国家使用。没有人会责怪西方的发明家没有将科学的应用送到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3. 理论的普遍性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一样,它具有普遍性,它本身不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变化。如,万有引力并不止存在于西方国家是真实存在的,而同时在中国却不存在。问题只是,中国的社会在没有引进自然科学之前没有因为万有引力的存在而进行自身的技术改造,以推进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同样地,社会科学的理论如果没有引进中国,那么,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去主动地学习这些理论,然后努力去推动其在中国的落地,这样就不会感慨西方科学家不理解中国了,因为,这不是科学家的责任,更不是科学家的目标。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也会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否定,它的相对性比自然科学可能大得多,但是,所有的否定都必须以理论为基础。如果没有理论的阐述却只有抒发个人意见,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这样的学术并不是在做真正的科学研究。 4. 总结
虽然我对秦晖学者的某些观点持有保留意见,但这并不减少我对他学术成就的尊重。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批评,这是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关键。通过具体例子和理论的深入讨论,我希望能促进更广泛、更深入的学术交流。 龍年到來了,歷史上的龍年對於統治者而言常常是不平凡的,龍的象徵意義,copilot給了它的答案: 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代表着皇权、帝王的权力和威严。古代中国的皇帝常自称为“龙的传人”。 所以,在此要提醒各位:龍的傳人不是指普通人,以前有一首歌好像講龍的傳人,其實,它是對皇權的歌頌。 當輸入歷史上龍年國運,Bing搜索馬上給了答案: 龙年在中国文化中常被视为不平凡的年份,人们相信在这一年,必定会发生一些惊人的事件。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既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有其外在的偶然性。让我们回顾一些历史上在龙年发生的重大事件:
讓我們共同期待與中國龍年的龍的傳人“互動” |
簡介一個喜歡學習沒用的東西的人。 歸檔
Apri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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